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神话故事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，也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主将阿喀琉斯，在他出生后，他母亲每晚捏着他的脚后跟，把他浸在冥河水里锻炼，令他刀枪不入，唯有脚后跟未沾冥河之水。后来，阿喀琉斯终被太阳神阿波罗射中踵部丧生。）
　　
　　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，有识之士提出这样的隐忧：中国是否急功近利，过于重视物质投资而轻视了人力投资？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否威胁着中国未来的繁荣？中国的人力资源能否支撑未来的“中国世纪”？
　　
　　在近代世界历史上，曾经有三次著名的经济追赶：美国对英国的追赶、日本对美国的追赶、韩国对西欧国家的追赶，而这些经济赶超背后，无不伴随着人力资本的先行超越。面对今天的中国，人们有理由担心，如果现在不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，人才问题必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。

　　问题
　　
　　现在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中国“世界工厂”中心的称号并为之骄傲，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“世界工厂”一说其实是对中国自主创新和尖端民族工业发展现状的一种暗讽！中国就只配干干机械粗简的装配活计？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中国人力资源结构的不合理。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源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，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，支持经济长远发展的人力资源现状是：人口总量多，国民素质竞争力低下，人力资源的结构不平衡。在现有人力资源分布中，低端劳动力总量大，但素质低；而高端人才比如高新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极端匮乏。
　　
　　国民素质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。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学院（ＩＭＤ）的2002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分析，中国国民素质竞争力基本结构中的“金融教育充分性”，“工程师适应性”和“信息技术工程适应性”三项，在列入统计的49个国家中倒数第一。
　　
　　从中国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，到2003年刚达到8年。同样这个指标，发达国家是11年，其中美国13年、新兴工业国家平均10．5年、韩国11．5年。换而言之，我们的从业人员平均所受的教育比美国少5年，比韩国少3．5年。
　　
　　另外一个数字更加触目惊心：据2000年人口普查，我国15岁～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达到4300多万；我国的25～64岁的劳动人口中，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的高达82％，高中及以上仅为18％。
　　
　　另一份来自劳动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城镇企业1．4亿职工中，技术工人为7000万人，但高级技工仅占技工总数的4％（而在发达国家，这个比例是20%-40%），在大学生择业难的普遍环境下，一个高级技师却拥有7.33个岗位供他选择。在整个第二产业中，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．44年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了71．6％。
　　
　　如此庞大的低素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，且不谈技术创新和发展高尖端的产业，即使是要确保中国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和优势，也是大有困难。
　　
　　2003年，深圳市几次向社会公布的“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”中，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多次超过研究生的平均水平。青岛市一家塑料制品公司更出过年薪16万元的“天价”急招一名高级模具技工。2004年，北京市公布月薪超过5000元的10大急需职位中，高级技工就占了4个。上海一家企业曾经用年薪70万元从日本请来一个高级技工。目前我国高级技能人才的缺口大约有三四千万，供求严重失调。
　　
　　在高等教育方面，中国目前的状况也不容乐观。
　　
　　目前，我国高等教育程度人数为5．2％。据人事部门统计，中国高科技技术人才为3万人，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5％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％，而工业化国家的贡献率是60％～80％。
　　
　　管理人才的稀缺更是中国企业的心头之痛，国内ＭＢＡ和ＥＭＢＡ教育的火爆正是管理人才奇缺的直接反映。
　　
　　同时，在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环境中，各国都纷纷把发展人力资源作为国家的战略，在政策和具体的操作上展开了人才争夺。人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。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资金和科研环境的优势占据了主动地位，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雪上加霜，人才流失严重。比如美国人公开宣称，三年内要抢60万人，英国、德国等也都纷纷提出了国家的人才战略计划。
　　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共达53万，学成归国者仅约28％。分析家认为，发展中国家如不迅速采取吸引、招揽人才的有力措施，就会在新世纪的人才竞争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。

　　源由
　　
　　中国现阶段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失衡的现象，由于投入不足，造成中国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、总量不足的现象没有得到好转，这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。芝加哥大学教授、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·赫克曼分析说，中国目前人力资源问题根本原因在于“人力资本投入不足”，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直接体现在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上，因为“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整个人力资源体系的根本”。
　　
　　从历史上看，尽管我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但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还很不够。1950～70年代，很多年份教育投资不到ＧＤＰ的2％，甚至只有1．7％左右，这期间的教育状况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。
　　
　　200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.赫克曼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）在北大作了一次题为《人力资本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》的演讲。据他在演讲中指出，在1995年的时候，中国各级政府对学校的投资只占GDP的2.5%。当时GDP的30％用于实物资本投资。他把这个数据和他更为熟悉的美国的数字做一下比较，当时美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GDP的5.4%，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达到GDP的17%。把1995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和世界其他国家作比较，也会发现中国2.5%是比较低的。俄罗斯3．5％、菲律宾4．2％、美国5.4%，印度达到了3.3%，泰国达到了4.1%，德国达到了4.8%，加拿大达到了7％。当然随着政府对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，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也逐年增加，到2002年，中国人力资源教育全社会投入占ＧＤＰ的4．83％，其中政府财政投入3．19％，而此时，美国达到了7％以上。
　　
　　其中更为严重的问题是，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严重不足。截止到2001年，我国还有500多个县未实现“普九”教育，覆盖了中国总人口的10％左右。虽然通过“普九”，解决了一些表面化的问题，比如校园、办公楼和教室问题，但根本性的教育投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同时还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患，那就是造成农村中小学普遍负债。
　　
　　以我们号称教育大省的湖北为例，全省“国办中小学”的教育负债2000年达21亿元，没有列入“国办”的农村小学负债情况则不知其数。另据该省统计局的报告，在375个被调查的乡镇中，“普九达标验收债务”总额当年为14.85亿元——乡镇平均近400万元——，经过两年的归还，到2002年仍有11.22亿元；在被调查的300所农村小学中，有227所学校负债，负债覆盖率达到75.7%，校均债务近20万元。在著名的监利县，2003年初全县中小学共负债10615万元，其中县直中小学3880万元，乡镇办中小学6281.8万元，村办小学453.2万元，全县“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”，而负债额超过100万元者有24所。基于这种情况，该县2003年开始将数百所公办中小学校租售给私人经营。而在被称为“教授县”的另一个县蕲春，全县教育负债超过1.5亿元，与其一年间的可用财力相当，就是全县两万吃皇粮的人一年不吃不喝，也不够还债。
　　
　　湖北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。全国负债情况与湖北相当乃至更严重的地方大有所在。实际上，即便是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沿海较发达的省份，许多县区一般也有几千万元的债务。据朱永新对温州地区苍南县的调查，至2002年4月，全县教育负债总额近2亿元，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负债1.25亿元，36个乡镇中有32个乡镇的中小学均系负债运行，“累累负债几乎使不少中小学濒临关门。”
　　
　　与国民素质低下相关的还有教育体系不健全和政府机制的问题。比如，学校教育未能有效向社会开放，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不健全。教育体系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完整性。但我国，普通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岗位培训之间相互割裂；家庭教育、企业教育、社区教育投入不足；学校教育资源、社会教育资源整合不够，未能形成有效的终身教育网络体系。
　　
　　这其中的问题是，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，城市15岁～25岁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，没有学习的机会和金钱。
　　“对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这一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，不符合建设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要求。”上海教育科学院院长胡瑞文教授如此批评。

　　再造